仙儿科技 ​生态葬成为新选择:请把我埋在这棵树下,这片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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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葬成为新选择:请把我埋在这棵树下、这片海里

这个清明节,姥爷手捧2岁外孙女小仙儿(化名)的骨灰,将她葬在了一棵桃树下。

换上可降解骨灰盒,家人期望小仙儿化作桃树,来年开出粉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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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25年海葬船的老船长陈琦也正忙碌着。在海上,他打开一封父母写给女儿的信,对着湛蓝的大海与滑翔的海鸥读了出来。当年女儿骨灰海撒于此,从此父母的心也牵挂于此。

这些年来,节地生态葬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选择——节地生态葬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葬、海葬。两种形式都不留存骨灰,自然葬将骨灰埋于土中,海葬则将骨灰撒于海中。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自北京市民政局获悉,从1994年推行海葬、2016年推行自然葬以来,北京市共举办580余批次骨灰撒海活动,2.5万余份骨灰魂归大海,5000余人选择了骨灰自然葬。

清明时节,船长陈琦结束一天工作后,遥望大海,决定自己来日也要埋骨于海中。

他始终相信,在风吹过的每一片树叶里,天空落下的每一颗雨滴里,我们与所爱之人,终会相见。

遗愿:来于自然,归于自然

“柳条百尺拂银塘”,以此形容长青园,再合适不过。这个仿若公园一样的陵园,同时承载着自然葬、海葬、骨灰立体墙、植树葬等多种节地生态葬形式。

“随着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殡葬用地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推进节地生态安葬是必然趋势”。贝壳财经记者自北京市民政局获悉,北京正大力推广各种生态葬方式。

什么是真正的节地生态葬?(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长青生命纪念园负责人许朝阳的理解更为熟稔——节地生态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在下葬后保留骨灰,比如骨灰墙、树葬、草坪葬、花坛葬。另一种在下葬后不保留骨灰,使骨灰自然降解,也不建设墓基、墓碑和硬质墓穴,包括自然葬和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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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地生态葬的官方释义。

早在1994年,北京就开始推行海葬。到了2016年,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新型生态安葬形式——自然葬应运而生。长青园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建设自然葬区域。

目前,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可提供骨灰海撒服务,北京市太子峪陵园、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北京市昌平区佛山陵园、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北京市昌平区景仰园骨灰林管理处、北京市长安园骨灰林和北京市八达岭陵园等7个陵园可以进行骨灰自然葬。

走进长青园的自然葬园区,中央湖泊上,还未褪去黄色茸毛的小鸭子在湖面上觅食,湖旁垂坠着刚抽出嫩绿色枝芽的柳树。木质小道一旁是松柏,树下安置着几块大石,用以放置纪念物。

清明时节,长青园内春日暖风拂面,树上系着的祈福丝带飘起,风铃声清脆。四位家属走到一棵树下,男子将手中白色菊花放在树下石头上,女子则将带来的红色玫瑰干花瓣从包里拿出拆开,撒在石头上。思索了一下,又用手将花瓣拢出了形状,远远看去像一颗绛红色的心。

他们稍稍退了一步,并排站好,对着身前草坪,也就是老母亲埋葬的地方,鞠了三次躬。

一年又一年祭拜,他们眼看着长青园的植被愈发茂盛,妹妹嘴角上扬,“我们以后也要埋在这里,和老母亲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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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园。贝壳财经记者 林子 摄

许朝阳介绍,长青园在建设自然葬的第一年,安葬了1200余份骨灰。2018年建设二期后,可用于自然葬的土地达到5500平方米,可安葬骨灰总数量达到55000份。

他表示,如果家属提早属意自然葬,火化当天可以不购买骨灰盒,而是放进骨灰袋里。在业务办理点报名后,长青生命纪念园会根据当年工作安排和业务办理先后通知家属前来安葬。

安葬当天,长青生命纪念园服务人员将为家属单独举办相对私密、庄重肃穆的告别仪式,并将逝者骨灰放入专门的可降解骨灰坛中,以黑伞护送骨灰到葬区。此时的草坪已经按一定规格打好了直径约30厘米、深度约60厘米的穴位,家属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亲手将骨灰坛放入穴位中,撒入花瓣,填土并将草皮覆盖于穴位之上,安葬随之完成。

除了老人遗愿,对于一些父母而言,为孩子选择自然葬也是出于习俗。

小仙儿离开父母时,只有2岁8个月。

2月的一个下午,小仙儿在小区跑跑跳跳唱着《两只老虎》,一辆轿车左转弯不慎将其卷入车底。歌声和小仙儿的心跳停止在这一刻。

小仙儿离开第16天后,父亲来到九公山长城纪念林陵园(以下简称“九公山”)。按照家人讲究,小孩意外身亡,要深埋于地下,不能立碑,不能立坟头,只有树葬才符合要求。

树葬:人化为树 北松柏南桂花

不同于长青园的免费自然葬,小仙儿父亲到访的九公山,可以付费选择不同规格的树葬。

3月29日,贝壳财经记者前往近100公里外的九公山。尽管已经接近4月,但郊区依然春寒料峭,山脚下的山桃花刚冒新芽。细雨中,身穿黑衣的家属沉默不语,等待工作人员带领坐上陵园内摆渡车,前去祭奠亲人。

乳黄色建筑上镶嵌着白色圆形雕花,侧面伫立着数根高大的白色罗马柱,走进对开的棕色大门,进入了九公山接待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九公山整体山场占地面积7500亩,目前开发了接近300亩,做成了七个园区,其中树葬主要集中在两个园区——功泽园和福泽园,规格不同,价格也拉开差距。

无论是双穴还是多穴,九公山的树葬都会默认配备墓碑和墓穴,除非亲属要求并写一份证明,陵园可以取消墓碑、墓穴,更换可降解骨灰盒。

乘坐摆渡车,贝壳财经记者抵达功泽园,看到尚有余地在开发,无名卧碑并排放好,中间使用白色栅栏隔开,松树、黄杨或红柳已经被种在卧碑后面,只到膝盖高,售价为56680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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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山。 贝壳财经记者 林子 摄

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福泽园的树葬售价更高,根据双穴、四穴等规格不同,价格在8万元-20万元之间,八穴最高售价为32万元。

刚开春,福泽园的树木仍套着保护袋。这里的品种与功泽园无异,且无法完全根据心意更换树木,例如桂花树很难在北方存活,即使亲属自己购买树木,也难以实现桂花树葬。

正因此,树葬在品种方面也呈现出地域差异。

贝壳财经记者询问另一家树葬机构时,对方介绍,花坛葬收费7800元,树葬收费12800元,其中树葬只提供松柏,如果选择桂花树,需要增加费用至20000元。

而在记者了解到的南方城市,更为常见的植物还有罗汉松、榕树、含笑、福木、梅花等,而花葬的种类则涵盖了吉野樱、八重樱、流苏、金毛杜鹃、平户杜鹃、茶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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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财经记者 林子 摄

数十年来,李伯(化名)在这个行业浮沉,见证了植树葬的兴起和发展,他对此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

一棵大树深植于土地中,树冠多么遮天蔽日,树根就多么盘根错节。树葬与植树葬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会将骨灰进行降解,最终人与树木融为一体,而后者追求永久保存逝者骨灰,树木只是逝者埋葬于此的地面标志物。一旦选择植树葬,骨灰会被装入极难降解的木质或陶瓷盒中,再套入水泥穴石穴内,穴埋入土地里,阻挡泥土,也阻挡大树的根系。

树根与石穴仿佛兽类与牢笼。树根永远在寻找出路,根系过于弱小时,可能因石穴导致枯萎,而某日根系过于发达时,石穴又可能被掀翻。

即使能和谐相处,树有寿命。小叶黄杨至少可以活20年,大叶黄杨则更不好养护,一旦死亡,更换树木,才发现树下的石穴已经歪了,“不便于树根交互,不便于树木养护,想做好,不容易”。李伯摇头。他认为,不设置墓穴的树葬,才是更加生态的选择。

魂归大海:骨灰定位 东经117度、北纬38度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比自然葬更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是海葬。

从大门进入长青园,径直走去便是宽阔的小广场,这里矗立着海葬纪念墙。

蓝色背景的墙上,按照年份名列着早已数不清的姓名。不过,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自1994年起至2009年,数量极少,从2010年开始急剧攀升——这些姓名,是选择海葬的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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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葬纪念墙。贝壳财经记者 吉喆 摄

进入4月,一名少年前来扫墓。他的长辈生前曾和人约定要一起海葬,2017年魂归大海。对于晚辈来说,这是一种更环保也更自由的方式。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考虑自己葬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归于海中,以后我想去哪,就跟着大海去哪”。长辈的选择潜移默化影响了少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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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因为响应海葬,小景(化名)收到了青岛民政局发放的1000元红包,“感觉就像老姨给我发的红包一样”。那一瞬间,小景欣慰又难过。

小景的老姨去世后,小景代为操办后事。当时青岛大力倡导海葬,小景再三纠结与犹豫,还是选择让老姨“来于自然,归于自然”,由此联系了青岛海葬办并预约了相关事宜。

这一次,小景发现,海葬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庄严、肃静。当天上午7时30分,小景与同行人来到殡仪馆领取骨灰和鲜花,将登船证佩戴在胸前后,坐上了前往码头的大巴。

小景仍然记得,当天的船稍微有些晃动,在庄严的仪式中,她将花朵和骨灰坛一起撒在了海中,骨灰坛在海面上漂浮了数分钟,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随后缓缓沉入海底。

当天海葬的地理位置,仍被小景保存在手机中——那是老姨所在的地方。“海葬的过程让死者有尊严,我们很安慰,百年后,我也希望可以选择海葬”。小景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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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景供图。

而在更早的时候,选择海葬是支持国家的一种方式。

“母亲因为生我时难产,去世了”。清明时节,四兄妹在蓝色墙前找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最小的妹妹如今也已有68岁,提起往事仍然红了眼眶。1954年,骨灰起初葬在双塔寺公墓,随后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恰逢此时,兄妹四人看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在宣传海葬。兄妹们相信,既然国家提出了这种方式,倘若母亲在世,1939年入党的她也一定愿意支持党和国家的政策。

老大如今头发花白,却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是1996年5月11日,雾蒙蒙的清晨,10辆黑色轿车一字排开,等待着家属。第一辆轿车专门留给逝去的亲人。

在花瓣和送灵的鸣炮声中,第一辆装着骨灰盒的车打头阵,10辆车依次点火启动,像鲨鱼鳍划开海面,向天津出发。

天津港登船后,兄妹们来到了公海区域,伴着花瓣将母亲的骨灰撒在了海中。

渤海湾东经117度58分40秒,北纬38度52分。时隔26年,老大仍然留存着当年颁发的海葬证明,上面清晰地记载着母亲骨灰海撒之处。

长青园记录显示,海葬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对北京市民免费,自1994年至今,北京共组织骨灰海葬584批次,播撒骨灰25068份,随行家属794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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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陈琦供图。

同样约莫1996年,船长陈琦在大连也带着乘客出发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大连星海公园晨练的人们忽然沉默地让出了一条道。陈琦走在最前头,后面人群有的捧着骨灰,有的穿着孝服,还有的拿着花忍不住哭。他们知道,这是船长又要带亲属出海了。

陈琦自1997年起受当地政府所托开始从事海葬,最初几年选择这种方式的人不多,他一年也就出海三五次。但这依旧改变了他的人生。

星海公园是陈琦更换的第6个码头。25年海葬生涯中,学生曾投诉殡仪馆让同学们“每天在哀乐中起床上课”,开发商曾投诉“他在这让我们房价都跌了”,与他同为竞争对手的船长倒是颇为高兴,孜孜不倦地告诉陈琦的每一位客人,“那可是拉过死人的船,你敢坐吗 ?”

事情悄然发生转变。不知从哪一年起,陈琦受到的阻力小了。去年某日凌晨,他妻子接到一个电话,“我来咨询海葬”。

“那么晚了,你帮谁咨询?”

“今年70多啦,帮我自己咨询”。

做了25年海葬,陈琦愈发意识到,海葬不仅仅是一次仪式,而是一个从事前教育延续至事后祭奠的过程。人还在世时,如何产生海葬的仪式和愿望,人过世后,亲人如何祭奠同样重要。

仪式感,是陈琦从家属身上多次感受到的真实需求。

早些年他用旅游船,没有空余地方让家属将骨灰盒替换为可降解骨灰盒,家属只能蹲在地上换。去年他曾接待一户人家,爷爷当了一辈子海军,选择安葬在大海,奶奶则希望陈琦的礼仪队能穿上海军制服为他送行,公司只能婉拒。

如今,陈琦还在海葬的流程上增加了让家属亲手放飞和平鸽的环节,湛蓝的大海上,和平鸽带着家属的思念向天空飞去,也为家属带来了慰藉。

“一定要给海葬的逝者和家属最后的尊重,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陈琦对海葬未来发展有着明确想法。

受疫情影响,陈琦送走的逝者从每年八千人下降到了四千人,但人们对于仪式感的需求仍然不减。陈琦准备将大规模集体海葬改为小规模包船,价格虽然由数百元变为了一千出头,但涨幅不算很大,海葬的环节更为私密,不少咨询者都透露了相关意愿。

作为生长在大海上的人,他听说如今科技已经支持将骨灰制成礁石,沉入海底成为鱼儿的家,自己正准备再加深了解。

提及环保,也有不少人担忧认为,骨灰中含有磷,如果燃烧不充分就投入海中则对环境不利,骨灰火化是否有标准,是否有人对完全燃烧进行检测 ?

对此,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室主任魏童告诉记者,我国大多数殡仪馆在火化结束后,将骨灰单独收集,保持骨灰原状(块状)交于逝者家属,确保骨灰的纯净度,这也是火化师职业技能标准的基本要求。

遗体火化炉炉膛平均工作温度在800℃左右,最高达到1300℃。有机物全部燃尽,所剩都是无机物。按照火化师职业技能标准要求,遗体火化要达到完全燃烧,不允许出现未燃尽部分。“在燃烧充分的情况下,骨灰不会污染环境”。

网祭、代祭兴起:“ 隔空 看望亲人

当下举办海葬,其实并不容易。

受疫情影响,多地海葬活动暂停或减少。北京一名海葬推行机构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他们根据不同服务提供4800元至13800元的套餐,由于此前挤压人数比较多,目前预订海葬只能排期至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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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陈琦供图。

清明又至,相隔800公里,许朝阳和陈琦各自忙碌着。

贝壳财经记者自北京市民政局获悉,2022年北京市在首都之窗、市民政局官网均设置了“2022年清明节网上祭扫服务”专区,群众可登录点击,采取填写寄语、敬献鲜花、点燃香烛等方式进行网络祭奠,追思先人。

因故不能或者不愿到现场祭扫的群众,可通过清明节祭扫预约登记系统,申请由殡葬服务机构代为祭扫的方式祭奠亲人。

4月3日清晨,许朝阳开始了忙碌的一天。疫情开始后,长青园在每个清明节都为家属提供免费的代祭服务。服务人员会按照逝者家属的愿望,帮助家属代写寄语卡,找到对应的墓碑,清扫周边环境,全面擦拭墓碑,献上鲜花和寄语卡,向逝者行鞠躬礼。这个过程会全程拍照,发给逝者家属。

这样的事,长青园已经做了三年,甚至收到过家属的锦旗。

而在大连,陈琦也早早起床,洗漱后换上了最为正式的服装,开船来到海域。这一天,有350户海葬家属委托他代为祭奠自己的亲人。

家属们可以给陈琦寄信,将思念倾诉给逝者,让他代为转达,也可以在大连海葬纪念园这个网站上发照片、写文章。

已经将骨灰埋葬在树下或者撒于海中的亲属也忙碌着。写了信、寄了卡片,他们仍然会以各自的方式祭奠。

小幻(化名)的表弟在离世时要求树葬,起初家人对于这个要求挣扎了很久,对于他们来说,在隆重庄严的家族传统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新想法之间抉择,但最终,他们还是尊重了表弟的意愿。对家人来说,这个清明,既是踏青放纸鸢,也是缅怀。

小仙儿的父母则期待着更久以后——姥爷亲手埋葬了小仙儿,没有告诉父母具体位置,是害怕父母日日守候,驻足不前。

待那棵桃树枝繁叶茂,或许就是父母与小仙儿再见面之时。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林子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刘越

出口成章?仙气飘飘?李健说他从没想过“人设”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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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称“东北人”,李健自由、离散的气质又显得非常“不东北”。他身上经常凸显着看似不相容的两种特质:文艺又流行,疏离又紧密,清冷又浓稠,放松又警惕。

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综艺里,并迅速“收割”粉丝。曾经小众的李健,在得到电视的宠爱后,成为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在大众对他“仙气飘飘”的赞美下,却埋藏着无法言说的误读,实际上李健对于“小清新”“中产阶级”“ 白领代言”这些词语都持有相当的警惕,“每个标签都暴露了巨大问题”,李健说,“得失无意,成败不计”这是人生应该追求的一个顶点,而他远远还没有做到。

艺人供图

“疏离又紧密”“歌手这个行业还是更单纯一些”

新京报:对于专注于音乐的音乐人,为何从《歌手》《中国好声音》到《跨界歌王》接受各类综艺节目的邀约,同时也为《春风十里不如你》《城市之光》等偏商业化的影视作品唱主题曲?

李健:对我来讲,这个阶段可以做一些形式各异的,但都是与音乐相关的工作,包括音乐意见的分享。万变不离其宗,主线还是文艺创作,其他都是不同形式的表象而已,或者是一些旁枝末节,主干还是音乐,只不过我现在能接受不同形式的音乐活动。

新京报:你在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闲散、喜欢独处的音乐人,现在因为参加一系列综艺节目被拉到聚光灯下,算是一种主动出击,还是身不由己?

李健:其实这是人们对我的一种误解,恰恰相反,日常生活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而非散漫。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一种边缘姿态,因为我确实不太愿意追随热点和潮流。这种边缘的姿态恰恰造就了一个独立的人格和态度,也从而在各种各样的节目中能保持独立的感受,就算一种适应吧,不会被外界的波动所左右。

而现在这些工作是与音乐相关的,会选择一些我可以胜任的,现在的我也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去坦然面对和承担。其实很简单,就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些见解一定是最真实的,也是基于自己多年来对音乐、社会、文化的认知。当有一些节目可以有效的传达什么,而非娱乐、哗众取宠,当它很有意思的时候,这时候我才会真正的参与。

李健认为歌手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单纯一些。

新京报:与娱乐圈的繁华和浮躁对抗是否是一件很难的事?会有裹挟感吗?还是说拒绝掉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对你来说并不纠结?

李健:人们容易将娱乐圈泛娱乐化,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作为一个歌手,我认为歌手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单纯一些,前提是对坚持自我、热爱音乐的歌手来讲,为了生存那是另一层面的话题。

娱乐圈之所以能继续繁华下去,终究还是有内核在支撑,一定还有一些人在做内容,表象的泡沫都是转瞬即逝,它也在不停地产生泡沫。像我这样的歌手,更多地是要表达内在的内容。娱乐圈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有它严肃的一面,很多严肃的一面是靠娱乐的包装来展现的。浮躁纷繁是全世界、全社会的一个表象,是普遍的状况,沉静的人终归沉静。

“清冷又浓稠”

“人活着无需从众,自得其乐更重要”

新京报:你是否已经从躲避爆红,变为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节奏?

李健:我没有躲避爆红,也不知道什么算是爆红。可能是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的关注相对多而已。关键是你被关注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是有益的启发还是可以讨论的事件,这才是应有的社会价值。

新京报:在你看来保持与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李健:因人而异吧,我还是靠作品。音乐人或者艺术家是靠作品与外界沟通的。艺术家本身没有太多意义,当然有的有人格魅力,不是人人都有的,不强求。艺术家、音乐人的作品就是他的本体,是他们真正的社会角色,而非作品背后的人。作品是人们讨论和交流的对象,这是指好的艺术家、音乐人,平庸之作就没有讨论和交流的必要了。

新京报:你之前上综艺节目,向观众推荐《哈扎尔辞典》,带着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很多人觉得新鲜,就你个人而言,这种“错位”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不合时宜感吗?

李健:感到不合时宜的人才是真的不合时宜的。这些有营养的书籍是文化的经典,被人类被时间所认定的。我们现代人获得的知识体系越来越不完整、越来越碎片化。

现在的人文标准比起从前还是下降了,知识量和思想体系变得轻薄了。真正的知识内核变少了,被消息和新闻取代了。而科技进步取代不了文化的培养。人们似乎以为可以不用再存储知识了,但没有积累无法建立自己的体系,自己面对世界是茫然无助的。

几千年的知识传统是不应该忽视的,我个人认为传统的学习方式是不可放弃的,最基本的素质和技能是必须的,否则很容易暴露出文化的缺陷,不可以永久的掩饰下去。

李健常在微博分享看书的日常。

新京报: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碎片式信息、快餐式文化,人人难以避免。你却好像一直能保持在自己的时间里,“看无数没用的书”,把钱都花在买吉他上。这种生活方式的笃定感从何而来?

李健:碎片化时间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做艺术应该保持相对完整的创作环境。这种笃定感来自于自我认定,说自我任性也行。人们应该培育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人云亦云时,连自己的爱好都很难坚持。

绝大多数人是惧怕跟别人相异的,生活方式我更强调自得其乐,而非从众。

比如买东西、人际关系等生活模式,我是有所警惕和思考的。生活方式因人而异,这是最重要的。人和人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应该不尽相同,恰恰世界的变化这么快,与之应对的生活方式要做出调整。有时坚持就是一种调整,尤其坚持传统,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就是一种调整,甚至是挑战。

“放松又警惕”

“斗转星移、喜怒哀乐,唯有自我了知”

新京报:有人曾经把你归位在“安慰性中产民谣”,也就是中产阶级安慰者,你觉得恰当吗?

李健:我不知道中产阶级的标准,也不清楚安慰性民谣的意思。所有的音乐都有安抚的功能,我理解为音乐对人们的心灵有所慰藉。其实我本人对“ 小清新”“ 中产阶级”“ 白领代言”这些词语是相当警惕的,我个人理解都不是褒奖,每个标签都暴露了巨大问题,这正是我非常警惕的。我理解这些标签更多是音乐上不够成熟,避重就轻 的轻音乐,缺乏生命的内涵。

新京报:一些你的朋友在谈论你时,都提到,和你交往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友谊。好像这特别不像东北人的性格?

李健:用一个地区覆盖群体性格也不够全面。或者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多方面展现的。我一直认为古人有一句话表现了友谊的高级形式,“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我比较厌倦频繁的聚会,我还是喜欢志趣相投的人探讨一些事情。

新京报:看你之前的采访说,清华人可能都喜欢独来独往。你觉得自己算是典型的“清华人”吗?

李健:清华人没有一个典型的样子。清华人的智商和学习水平都很高,而情商只分两种,一种是很高,另一种是很低。

新京报:感觉你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顺其自然、与世无争”的仙儿气,这其中有对你的误读吗?回想过去,有没有对什么特别有执念、放不下,逆命运轨迹的经历?

李健: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读。我们的社会是个无神论的社会,是不容许崇拜神仙的。“得失无意,成败不计”这是人生应该追求的一个顶点,我远远没有做到。

新京报:我们看你的人生轨迹,从清华到水木年华,自己发展到现在“音乐诗人”深受各种人的喜爱,就像是“ 别人家的孩子”。一路优秀、一路顺利。作为“别人家的孩子”,从小接受别人的赞美,是不是焦虑、忧郁、沮丧这些负能量词汇都跟你没有关联?

李健:真正的经历,不是轨迹所能看出来的。几个节点画成的轨迹,容易流于表面,其中的斗转星移、真正的喜怒哀乐唯有自我了知。成功的人,即使没有外在的考验也需要手艺上的打磨,都是要经过历练的,何况像我这样毫无背景的人怎么可能在社会上顺风顺水呢。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健身,但你又从不嘚瑟健身成果。能告诉我们一下,你现在的健身“段位”吗?

李健:我不知道健身还有段位之说。我从小就是好动之人,运动是我的乐趣之一,并非勉强为之。因为我父亲是武生,我小时候就学京剧练武功,小学在体校练游泳,后来又练田径。其实我在体育上有较好的天赋,只不过近年来有钱有闲,又重拾这些爱好了。

在李健看来,“得失无意,成败不计”的人生追求顶点,还远远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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