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发普瑞科技有限公司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18日 12:58:03 4 0

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宿州的中煤矿建总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

平日里刘志强经常会下楼跑步，从小区外的绿道经过。新京报记者吴采倩摄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

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父亲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窗外下着大雨，家人们第一次有了一起走进病房的机会，和刘志强夫妇做最后的告别。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气气。今年5月20日，刘志强给卢丽发了“520红包”，告诉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卢丽开心了一整天，晚上拉着女儿“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6位肝、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

6月15日，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向器官捐献者刘志强夫妇鞠躬致敬。受访者供图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器官106054个。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宵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受访者供图

“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我们不会忘记器官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肾脏科护士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器官移植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电话，希望能捐献丈夫的器官。“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逢年过节，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亲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十字，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后，越靠前的年份，捐赠者的名字越长。

如今，石碑已经立到了第9块，等到年底，刘志强和卢丽的名字也会刻在上面。

春分的时候，逝者家属和受捐的重生者们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周国平的散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当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

透过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

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志强、卢丽、梁嘉欣、孙思城、刘大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吴采倩实习生汪媛张弛安徽合肥、宿州报道

编辑李明

校对李立军

“两大陷阱”威胁中国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的现实一直存在。如何解决品牌不强、技术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成功跨越“追赶陷阱”，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制造从大到强的“转身”至关重要。

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程敏摄

上篇

“但见群山、难见高峰”的品牌之殇

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115家中国企业上榜，美国有132家。从这一数据来看，两国可谓旗鼓相当。

但从品牌来看，中国则明显落后。去年年底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6《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有227个品牌入榜;中国有36个品牌入榜，其中涉及制造业的品牌只有10个。

这种品牌上的差距，半月谈记者采访制造业企业时感受明显。提到行业内最顶尖品牌，他们大多会艳羡国外企业。在化工领域，会提到德国巴斯夫、美国杜邦公司等;在玻璃领域，会提到康宁、PPG工业公司等;在制药领域提到强生、辉瑞等……

虽然近年来中国制造企业技术进步很快，实现了更多“从无到有”，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还太少。

品牌不强，最直接的影响是产品量大而利润低薄。“我们贴牌生产韩国知名品牌的玻璃饭盒，他们在我们国内的卖价就能涨3倍甚至5倍。”山东黑山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祥军说。

品牌短板虽有质量控制、时间积累等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核心技术不足，而这又和科研投入、专利转化等因素相关。

从科研投入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显示，美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世界份额34.6%，中国占15.6%。

科研经费投入存在差距，但更为不利的是，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面临挑战。2015年国内发明专利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另外，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问题凸显。欧盟委员会去年底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百强名单中，美国企业有35家，位列第一;中国企业只有9家，位列第四，进入前50位的只有华为1家。

这些差距和不足，导致我国在高端核心技术上往往受制于人。

服务性制造业10%：30%的差距

中国制造除了面临品牌、技术方面的问题外，结构不合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电运通，是一家主要生产ATM机等金融设备的企业。近年来，受移动支付冲击，公司决定向基于产品的服务方向转型，将ATM机选址、巡查、监控、清钞、押运等服务进行垂直整合。“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服务收入超过制造板块，已变身为金融智能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总经理叶子瑜说。

继高端化、智能化之后，服务化正在成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中国制造这方面的转型虽已开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事实上，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制造服务业产值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70%。在美国，制造与服务融合型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58%。

制造服务业发展滞后，令企业在价值链高端缺席。据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介绍：“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工程承包、远程诊断维护、回收再制造、租赁等服务业未能得到培育，绝大多数企业的服务收入所占比重低于10%，发达国家已超过30%，个别领先企业如美国GE公司高达70%。”

此外，中国制造企业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方面严重不足。正如福建省经信委副巡视员陈居雷介绍的，目前服务型制造以基于产品的延伸服务为主，服务处于产品附属地位，如售后现场服务、产品使用培训等，而基于客户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或独立服务业务占比较少。

“两大陷阱”的威胁

中国制造当前面临的品牌、技术、结构等问题，既有发展阶段问题，也有认识不足问题。从当前来看，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追赶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存在陷入追赶困境的威胁。

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一般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这种跟随性、模仿性模式达到一定阶段后，技术突破必须靠大量的科研投入与自主创新。“此前的引进模式尽管风险较低，但不太可能后来居上。”一位专家说，这种追赶思路的本质是沿着领先者的原路走，“技术轨道”一成不变，很容易跟丢甚至落后，若延续这种思维，可能落入路径依赖的“追赶陷阱”。

此外，企业在追赶过程中还可能遇到类似“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的排斥和打压。

山东一家高端液压企业打破国外垄断后，国外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降低三分之一。在此打压下，该企业产品推广陷入了困境。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加上产品销售不畅，令企业很快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科研人员在操作一台大型激光设备程敏摄

中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中，多地政府部门把引导传统制造业转型，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而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近两年地方政府部门主动作为，引导传统制造业转型初显成效，但也存在忽视产业规律、人才重引进轻培养等问题。

转型急于求成忽视产业规律

在浙江、广东、河北等地，不少企业主向记者坦言，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对传统制造业存在偏见，产业政策脱离实际。随着环保压力的加大，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制造业“一刀切”，导致产业链条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

多地纺织、玻璃、木业等行业的企业主表示，传统制造业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但不能把所有企业与环境污染画等号，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还需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加强监管为主。

“一些领导默认纺织业是大染缸，认为环境污染无法避免，这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成见。另外一些领导又太超前，一谈纺织业转型，就要大搞数码印染。”浙江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坦言，企业正在纺织科技革命中加快转型，但在政府干预下无所适从。

此外，有企业主认为一些部门对产业转型忽视规律,过度干预。记者走访多个地市发现，在地方发改、经信等部门产业规划中，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几乎是“标配”，同质化倾向突出，而围绕存量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则较为乏力，更多从政绩观角度决定其去留。

更有甚者，有多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反映，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阻碍企业转移低端产能至中西部地区，影响企业正常发展。

浙江省经信委产业处处长苗文斌说，经济发展是动态演化过程，传统制造业技术相对成熟，市场需求、技术和商业模式稳定，其发展规律就是转移至“成本洼地”。地方政府对此要遵循规律，理性看待产业转移。

人才重引轻培转型成效打折

地方政府引导制造业转型，引进人才是关键措施之一。但有企业主反映，地方政府重视海外引才、政策偏向“高精尖”，忽视本土技术人才培养，导致人才断档,引才成效打折。

宁波均胜集团是宝马、吉利汽车关键供应商之一，此前是汽车零部件企业，2011年收购德国普瑞公司，转型升级做汽车电子、车联网等，逐步发展成为全球行业领军企业，营业收入从2011年3.6亿欧元增长至2016年13亿欧元。

“我们聘任的德国工程师，尊重的是有水平的企业和技术人员，技术差距太大，他都不跟你对话。”宁波均胜集团副总裁郭志明坦言，收购国外技术企业,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不一定就能带动企业技术提升。企业引进海外顶尖技术人才，还需配套能力过硬的国内技术团队。

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地将人才引进项目做得“高大上”，不少地方不顾自身情况,一味实施院士工程、海外人才引进项目等。事实上，这样做不仅有违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使项目资金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许多企业寄望政府资源更加精准投放，从而形成国际顶尖技术团队、国内企业技术人员、职业技术工人“三位一体”的制造业人才体系。深圳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增值服务部总经理田社斌坦言，目前职业技术培训仍未得到足够重视，一些院校教材明显滞后，与行业关联度只有30%。

下篇

政府要走近企业引才要接地气

目前企业家最缺的不是钱，而是地方政府给予的信心和方向。有企业负责人直言：“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领导更要转变观念，更要转型升级，政府对企业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在采访中，让记者感受深刻的一点是，企业期待与有关部门加强联动，促进彼此联系和理解。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政府机关要走近企业，干部要了解微观企业。”目前企业和政府互动不够，一些政府机关成了自我封闭的系统，机关干部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企业。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创新举措急需出台。有企业负责人建议，机关干部真正下车间、进实验室，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了解技术开发过程，这样才能体会企业所需，把准产业提升脉络。

关于人才问题，有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不应只重视“千人计划”“海外人才工程”，引才工作要接地气，尤其要重视培育国内技术人才、职业工人。

具体来说，要围绕产业和项目制订规划，促进引进人才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有机结合，避免盲目引进;深入了解高端人才需求，积极为其搭建能施展能力的舞台。

注重高点定位实现弯道超车

如何避免“两大陷阱”?在传统领域，中国还需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追赶的道路上应注重高点定位、超前谋划。

“国外顶尖企业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常年大量投入布局，中国企业不可能于短期内全面超越，但中国企业正在许多领域破冰，能站在行业塔尖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历时8年成功研制并量产8速自动变速器(8AT)、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祥伍说，当年流行5AT时，他们决定直接攻坚8AT,从而避免了研发后又被动的局面。

在新兴领域，中国和国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更多弯道超车机会。中国在燃料电池膜、石墨烯、量子通讯等新兴热门领域表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在高端新兴领域，中国大有可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东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说。

虽然当前中国制造业仍面临不少问题，但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应在充分认识到不足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矢志不移、坚定创新，扎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最终实现“弯道超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采写记者：方问禹袁军宝高博秦华江董建国周强屈凌燕编辑：李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