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弥科技言恭达：我的学书之路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20日 23:38:01 9 0

言恭达：我的学书之路

来源:书法杂志

资料图片：言恭达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我的学书之路

言恭达

常熟是先贤言子故里，二千五百年前就开文学之先河。地灵人杰的常熟山水给了我受用不尽的文化滋养，博大精深的名城历史留给我渊雅醇古的艺术濡染。出生于世居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我，自幼随父学书画。而立之年，拜沙曼翁先生为师。曼师见我第一幅石鼓对联便评价说“不俗”，并指出：“读书万卷可医一俗”，要我将才气与刻苦，临帖与读书结合起来。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耿直而有学问的老师。受业于曼师，我受他艺术影响最深的：一是重视传统，由博返约，又不为古人与老师风格所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二是自然平淡，倍见真率之意。“书无刻意做作乃佳”，不求工而自工；三是艺贵变化，从结构、用笔用墨，到通势布白，照应起伏，正奇巧拙，自然天成。

篆书自作诗《追忆前游之一》

雪卷千堆送客仙，九皋凤落散云烟。

何须墨舞载时雨，好得诗文去补天。

艺术家是以自己的作品来维护艺术生命的。书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艺术。要具备书外功夫，必须同时涉足其他姐妹艺术，知其个中三昧。将不同艺术内容和形式美融化入书法艺术，形成多维视野，显现时代风采，生活美感。我从事书法，篆刻创作，亦喜绘国画，喜读文学作品，喜听音乐，它们可加强我综合美学内涵。而适时从政，则能从整个时代高度观照社会，了解社会，深入民间底层，丰富立体思维，提高审美境界，升华艺术思想，以求笔下的书艺走向大气与高端。实践使我深有体会，读史使人充实，哲学使人明智，美育教人旨趣高尚。一个艺术家若能有机会做点“经世学问”，则能有利于从“小我”进入“大我”，从小众进入大众，从小文化进入大文化，真正做到纵横求道，事业成功。

篆书自作诗《季翁赞》

月照人间辨浊清，经纶满腹尽神明。

老梅雪蕊香如故，我仰今贤一帜擎。

漫长的传统学习，我从那些名帖名碑上不但学到了书意与技法，更重要的是从历代这些大书家身上获得了对传统师心不师迹，立志开时代风气的治学态度与创造精神。我深深地懂得：回归传统不是复制传统。要在书法艺术上有所造诣，必须做到一是学古人，然不重复古人，二是随时代特质通变，又须不断否定自己。一个书家的成功决不是自己“做点文章”炒作包装出来的。半个世纪的求道苦旅，我越来越感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必须深层的思考，理性的把握，敏慧的悟道，大胆的突破，必须循序前进，不急不躁。切莫被当今存在的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生态所迷惑，要懂得：耐得寂寞乃结正果。

篆书自作《停杯流水》九言联

停杯香远醉看留云住

流水声清闲吟待月明

学书画印，我追求“清、拙、厚、大”。“清”则古雅，去“浊”“俗”，呈“逸”“静”，风规自远也；“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之大家气，品位高古也。

篆书《秋实礼门》八言联

秋实春华学人所种

礼门义路君子之居

于篆书，我爱萧退庵之渊雅醇清，敦厚谨严，喜吴昌硕之朴茂雄健、凝重老辣。我将运笔取吴书，裹锋运行，沉着迟涩，深厚苍润，而结体则继承萧书，重心下沉，雅正端严。为了广其流而导其源，除了旁涉秦诏版外，更探其上游，博习两周钟鼎彝器、铭文，使其神气敦朴，用力石鼓文字，使其气格高古。我研究小篆在于整，大篆在于散的书理，结合时代特质在用笔、结体、墨韵上加以变化，尤以草书笔意写金文静态中的动感，结体正欹参差有致，墨色善用浓淡渴润，疾而又留，动而不浮，恣肆而凝练，体现雄茂超逸的创作风格，驰思造化的创作思想。

篆书《潮落风生》五言联

潮落吴天远；风生梦泽寒

由篆入隶，我初从《礼器》《乙瑛》《曹全》入手，既而专习《张迁》《石门颂》，旁及竹木简书，六朝碑刻。而后尤喜高丽《好大王碑》的奇古浑穆，兼而取法。以篆法作隶，裹锋圆笔，如折钗股，不露吻肩，不执着于波磔挑拂。平实中求险奇，方圆相间，放逸疏朗，以求高古脱俗，率直简穆之意境。作隶蜕变于篆书，则能通其意以不变应万变。因酷爱汉晋简牍书，我学章草直接取法于流沙坠简。能溯其本源，方得第一义谛。做到作章草萧散灵动，沉着浑穆而风规自远。

隶书自作诗《追忆前游之二》

写草书，我首先追求草法的纯正。笔墨遒劲清逸，宜重，宜留，宜意。用涩笔渴墨，强化意足气圆。书写时要如林散之先生所说的，做到心狠、眼明、手辣，要抢，这个抢不是指时间，而是对空间变化的一种把握。线性要丰富，线质要凝练，章法结构要随机生发，用笔造线、用墨造虚，把简约性和多变性融合到一起。

草书自作诗《山海传情书画笔会》条幅

岭海传情月笼纱，丹墀醉彩墨风华。

何当一统中兴日，两岸犹开吉庆花。

草书自作诗《澳洲行之一》

黛点花城薄雾开，潮声到枕月中来。

问君此夕洋洲梦，一寸春心万里回。

应该说，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就书画艺术来说，传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人生而艺术”。这种优秀的文学遗产都显现出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人类精神的弘扬，也就是说，艺术的“人文性”，它的“人本主义”将永远超越艺术本体的技法层面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因此，新世纪以来，我就萌发了要通过书法来记录当代历史，体验辉煌，努力创作精品，以留下时代的印记。这些长卷作品内容均是我们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事件的诗性表达，是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

行草自作诗条幅

自二〇〇八年为奥运创作《我的中国心》大草长卷以来整整十年内，我已创作草（大草）、篆（金文）隶不同内容长卷巨幅十六件，我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书法内容的定位。内容必定是时代特定的叙事经典表达或诗性传递。文字内容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的“核”，有核才有生命，才有魅力，才有根。此外，我们这个时代也提倡和鼓励书法艺术家不再沉湎于闭门造车，而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感知民生，感悟生活，让书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从而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时代审美理想。这就是今天书法家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书家的社会担当。二是书法形制的定位。我选择了书法长卷形式。长卷挥洒文字容量大，且可长可短，尽情挥洒，尽意造势，不受篇幅限制；长卷书写艺术处理变化大，跌宕起伏、首尾呼应，视觉空间虚实变化布局特殊。尤其是大草书更能达到符合时代特质的审美体验。三是书法创作理念的定位。守正通变，融古为我是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来书艺创作的坚定理念。今天的回归传统，必须融入现代文化的诸多元素与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说，长卷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诸多元素，如在人文空间上它是全球文化背景与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在艺术手法处理上它是白话文现代叙事方式，与传统书写唐诗宋词、古典文赋有很大不同，需要诗性的转换和音韵的丰富，这才能使长卷艺术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价值。因此，长卷创作不管是草书，还是篆隶作品，都须观照与研究今天这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审美体验，从技法到风格都要追求“个性化”表达中的内质和民族脉象——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时代传递，而不是单一、肤浅的形式解构与视觉图式。

草书《绮殿飞阁》五言联

绮殿笼霞影；飞阁出云心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底开始，我就尝试“以篆入草”与“以草入篆”的实践探索。试以二〇一七年所作《军魂颂》大草长卷（三十二米）为例，简要作一说明。一是从作品气格上以篆籀笔法入草，就是绕过明清，追求宋和宋以前经典的大草风貌，实践清代碑学背后含蕴的博大辉煌的金石气与传统帖学透析的儒雅古逸书卷气的融合。努力做到中锋绞转，气格沉雄，纵横奇逸、宏阔苍遒。二是从长卷形式上，我追求大开大合的形式解构，借诗歌之意境，跌宕起伏，意趣横溢。既豪迈大气，又古雅清逸，力求开合有度，虚实相生。体方而用圆，应势而生，随象而形，结字之造险，布陈之虚实，通变中达到和谐统一。尤其是好多字法笔断意连，笔断势连，营造形制布白的二度空间进入三维视野的过渡。三是墨法上的精心处理。要力求表现线性嬗变的丰富性，形式构成的随机性，须均擅用渴墨，注重造白，独辟虚静境界。创作时，我大量巧用了渴墨、燥锋、宿墨，其墨调、墨态做到了浓淡相宜、润渴互补。四是通势布白的全方位把握，以保证整幅作品气息不但畅通，而且求得空灵虚静。此是遵循老庄哲学的“虚、静、明”“致虚极、守静笃”，力求达到整体气格境界的通明融和。

甲骨文《告往克己》十一言联

告往知来君子一言以为知

克己复礼其心三月不违仁

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我五十年来砚边探索的艺术风格，以求赢得自然、平和、虚静、简约、古雅、高踔的气息。晋人清简相尚，虚旷为怀，自生风流蕴藉之气，且格守法度，笔墨不失榘度，书学晋唐，其理如此。

隶书自作诗《燕剪春风》

“相书”有“南人北相”之说。江南书风，多呈阴柔美，乏阳刚气。我欲求“南北结合”“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有机统一，将恢宏之豪气，清畅之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逸，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然“相”始终还是“南相”，一如江南菜肴，除加“神仙鸡汤”外还可增真辣味，以“吊鲜味”。

隶书自作诗《散翁赞》

“书者，心之迹也”。蜕庵太师云：“书道如参禅，透一关，又一关，以悟为贵。”数十年来学书体会最深的则是“悟道”。书须靠“悟性”之发韧。按米芾所说书家要追求“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的理想境界。“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得情与理，是戏又是艺。”（黄佐临语）书画艺术要求其似与不似。自然生乎形，气韵生乎法。

隶书自作诗《答友人》

书画重在境界，非可以形似论之。六法中最要紧的是“气韵生动”。一靠创作意境，二是笔墨情韵，方可下笔落墨，辄饶奇趣，苍古高逸。创作意境，以意为主，意造境生，书法相对易得。书法，必须通过摄情达到“摅发人思”，使观者在“不尽之境”中受到感染。常人说的“书外之意”即指此。天机舒卷，意境自深也。数十年实践证明，只有当审美主体及其同审美客体的关系取得进一步认识，对书艺表现情性具有明确的理解时，才可能形成对书艺意境的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稳沉雄强的气质中，把握着一种中国人文中和的品格，以实求神的审美是求情达意道路的基本步履。

隶书自作《风雅书联》七言联

重走西南联大抗战西迁路：“中兴业，须人杰”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送别从军抗日学子

迁校途中的西南联大学生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诞生于战火纷飞、“国破山河在”的年代，由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当年唱着这支悲壮苍劲、志存高远校歌的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以及代表着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代精英。“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大学被日军野蛮轰炸、炮击，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宿舍毁于一旦，校园学子都能目睹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目。北大、清华神圣的校园被侵略者的兽蹄任意践踏，来不及撤走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被强盗们悉数掠走。日本侵略者在发动战争之初，便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尽其可能地摧毁中国的文化机构。也许那时他们就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侵略者的逻辑简单又粗暴，先摧毁你的文化殿堂，再灭绝你读书人的种子。

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脉岂是他人轻易能斩断的？战争爆发后，当时中国有108所大学，约三分之二的高校撤往大后方，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加入到了流亡的大潮。我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有人能够从空中作一次航拍，便可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泪的学子流亡图，从北到南，从东往西。”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抗战甫一开始便奉政府之令撤往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战火迅速蔓延，长沙也危如累卵，长沙临时大学在1937年秋季刚开学一学期，便不得不再度西迁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便有了“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的千古绝唱。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等学府，像西南联大师生那样，进行过如此壮怀激烈、坚忍不拔、求学救亡的“万里长征”。

2020年深秋季节，我有幸参加了“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采风活动，重走当年由联大部分师生组成的从湘过黔、再经黔入滇的抗战迁徙之路。作为一名在云南生活、写作的作家，西南联大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心中梦魂牵绕，也曾设想过自驾从长沙到昆明，沿途考察当年联大师生们穿州过府的风俗民情、山川地貌，以追寻先贤们的足迹。这是一条闻一多、曾昭抡、穆旦等前辈大师们走过的艰辛图强之路，曾经激荡过一群读书人战火中的青春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我们这个采风团里有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先生，老先生是闻一多和西南联大史方面的专家，虽已是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治学严谨，随我们从长沙出发，一路行来，实地考证与史料记载一一印证，许多地方闻黎明先生早已多次考察过，为我辈后生详尽讲解诸多往事，令人受益匪浅。

多年前我就把抗日战争中文化抗战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我认为西南联大就是这一大历史背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三所中国最顶尖高等学府的青年学子，在战火烽烟中不得不千里迁徙，背井离乡，生活困厄，食不果腹，还要跑警报、躲轰炸，但教授们教书育人、潜心学问，学子们筚路蓝缕，读书报国，从未因狼烟四起、形势严酷而减少一丝一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担当。因为写小说的需要，或因为个人的性格因素，我特别关注那些投笔从戎的热血联大学子。我常常想，假如我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生逢民族危亡、大敌当前的年代，我也会选择走向战场。“上马能击贼，下马能写诗”，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联大在昆明办学8年，毕业的本科生共3700余人，设在昆明西南联大原校址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勒有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共计834人。而根据相关资料和一些联大老校友回忆，西南联大从军学子数目远不止这些，比如那些从学校考上飞行员的十几位学子。还有文章说西南联大（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学子达千余人。如此，西南联大从军学子就占全部毕业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居当时全国各高校之首。作为一所伴随着战火诞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始终紧密相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校歌中这四句话，准确地指明了战争中的联大所要肩负的两个重要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抗战奉献力量。但对于每一个联大学子来说，是在大后方安心读书，还是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虽然都是以身报国，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行走在联大师生当年走过的路上，山河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风物流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蜿蜒盘旋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大小车辆往来飞驰，山岭河谷，不再是阻碍。当年参加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徒步行走路程每天不过20至30公里。关山夺路，山高水长，当时的道路怎可和今天同日而语？他们只是一群读书人，还得沿途防范土匪的袭扰，更何况那时的社会环境远非我们今日能够想象。我们安车代步考察一个个联大师生们驻扎过的村镇、行走过的道路，不过是要追寻那些在历史的烟尘中远逝的背影，印证在浩瀚的史料中存留的精神气质和动人传说。

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在论及这一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类，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此后是八年患难，因此这次长征就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

青年时代的穆旦

上马能击贼，下马会赋诗

在“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考察中，我把目光更多聚焦到当年的一个青年学子身上，他就是穆旦，那个年代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人物，后来翻译过拜伦、雪莱、普希金、济慈等大诗人诗作的我国著名翻译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时他还是大三的学生。据《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载，穆旦“带着一本小型的英汉字典上路，一旦记住了某页的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字典已经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怎样博闻强记又刻苦用功的人？我在湘西的大地上寻找穆旦的踪影。我不知哪座客栈曾经接纳过我的偶像，哪条河流、哪座山岗曾经触发过诗人的灵感，他又在哪一块巨石上，抑或哪一棵大树下，背诵英汉字典呢？我曾经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吾血吾土》中写到过他。对穆旦的书写，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就像坐拥一座精神的富矿，丰沛深邃、厚重博大，也像面对一段传奇浪漫的人生，跌宕起伏、精彩绝伦。

滇缅战场开辟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西南联大掀起又一轮从军热潮，穆旦那时已经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但他也自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任中校翻译。在我看到的相关史料中，联大教师从军并亲身上过战场的，就只有穆旦一人。1944年联大体育系的太极拳大师吴志青教授曾申请加入青年军，但因年龄过大而被校方婉拒。联大还特此发文表达过对吴教授的敬意。穆旦投笔从戎时，刚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并且已经是蜚声诗坛的诗人，又有西南联大的教职，大可过安稳的生活，潜心写诗做学问。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青年诗人们，那时大都很崇拜英国的现代诗人威斯坦·休·奥登，1937年奥登曾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发表过长诗《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奥登那样呢？当然，深受中华文化浸淫的穆旦，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中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以及李白、杜甫、辛弃疾等诗坛巨擘，对穆旦弃文从武、杀敌报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宏大又浪漫的理想，也不可能没有影响。

青春本是一场盛大的演出，一个注定要成大器的诗人，必定要站在宏阔的舞台上，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必须“在现场”。我相信，穆旦是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加入远征军的。他为民族救亡从军赴难，为诗意人生而投笔从戎。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伟大，或许就正体现在将自己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当中，上马能击贼，下马会赋诗。

众所周知，1942年，滇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战区指挥官失误，导致大败退。撤退的军队穿越的野人山，成为远征军的噩梦。才华横溢的诗人穆旦，也险些葬身野人山。野人山位于缅甸胡康河谷，它不是一座山，而是指胡康河谷这一片荒无人烟的区域，方圆数百里都是无人区。山峦、河流、森林、深谷，一切都还在原始状态。在当地缅语中，这里被称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亚热带雨林的环境并非只是绿意葱葱、生机盎然，它还有神秘莫测的千种杀机、万种险象。瘴疠、猛兽、毒蛇、蚊虫、吸血蚂蟥以及随时降临的雷电风雨、山洪泥石流，让饥饿的疲惫之师如入阴曹地府。穆旦所在的杜聿明部撤退路线大约有650公里，而胡康河谷绵延长达100多公里。远征军进入野人山区域的时间是6月下旬，正是缅甸的雨季，河流暴涨，洪水泛滥，如注的大雨更加重了行军的艰难。这最后的100公里，对许多远征军士兵来说，就是生命的“强弩之末”，也许仅仅是几粒米，一个野果，一块饼干，就可救人一条命。穆旦有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沿途倒毙战友的尸骨，空洞绝望的呼号，慢慢暗淡下去的眼神，都足以让穆旦命若琴弦的生命戛然崩断；还有不见天光、迷宫一般的林间小路，吞噬人生命的凶悍蚂蟥和巨型蚊虫蚂蚁，也可夺人生命于转瞬之间。这样一趟地狱之旅，他是怎么挺过来的，无人可以想象。但他最终战胜了死亡，拖着枯瘦如柴的身子抵达印度的利多，休整了整整3个月才慢慢恢复了生命的元气。天佑我们的诗人，让他还有更多的苦难去面对，更多的诗作和译作还在等待着他。

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战争的幸存者，穆旦并没有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津津乐道，以赚取声名或同情。甚至对那场战争的惨烈、对野人山的残酷，他仅仅是在朋友师长的追问下，才有只言片语。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一个经历了人生莫大苦难考验的人，沉默不语，当是内心最为刚毅坚卓（恰如西南联大的校训）的证明。

也许我们可以设想，穆旦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3500里“长征”，不经意间为其4年之后穿越野人山积淀了人生的坚毅品质和勇敢浪漫。穆旦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在场者。20世纪前半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会有他的身影。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1942年的滇缅战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潮运动的旗手，以及在1953年从美国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这个诗人总是用他火热的眼眸关注着现实、社会、人生，以赤子之心的浪漫情怀投身于国家民族的救亡与振兴。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尽管奔赴滇缅战场让穆旦吃尽苦头，九死一生，但他为我们留下一段传奇和一篇传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作为一名战争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不仅仅是一个呐喊者、参与者、思索者，更是一个书写者、记录者。他用诗注释了战争的某一个侧面。他经历了战争和死亡，他洞见了它们的本质，照亮了它们的背面。作为个体，他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战争、苦难以及人的渺小、战争的残酷和自然的博大。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中，穆旦没有写对日军的仇恨，甚至没有正面描写战场。整篇诗歌除最后一节“祭歌”外，其余都是“人”与“森林”的对话。

他写原始森林的浩瀚深厚——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去，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他写原始森林无言的冷酷——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可怜的——

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唯有经历过野人山地狱之旅的人，才会对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博弈有如此透彻的认知，也唯有在野人山悟透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的人，才会写下一曲为国征战、英魂无以归乡的士兵之生命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历史曾在这里走过，沉重、惨烈、凄婉、悲壮，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还长眠“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穆旦写下这一曲祭歌，正是对遗忘的拒绝。并不是他不愿谈论所经历的滇缅战场，而是某些伤及灵魂深处的创痛，需要时间去弥合。穆旦在翻越了野人山3年之后，在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之时，终于写出这首著名的诗篇，曾经承受的苦难、悲伤、愤怒，已然过滤、沉淀、反思，才升华出这诗人之祭，民族之殇。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作为一名诗人，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穆旦在国难关头以身报国，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士兵，见证了“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大时代，体验了战争的宏阔与残酷，抒写了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与传奇。这或许就是西南联大造就出来的一种高贵精神：以身许国，坚韧卓越。像穆旦这样用战火来锤炼自己的诗句与人生，“九州遍洒黎元血”的人，西南联大还有很多很多。

综合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子的从军热潮共有四次（也有说三次的，这主要是看以时间顺序还是以历史事件来划分）。第一次从军热潮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尤其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时，临时大学的师生们群情激愤，纷纷报名从军，一些热血学生更是直接从长沙乘火车去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因为他们听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武汉招生。他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热情的欢迎，很快就被安排送往延安和各抗日前线。学校对学生从军也一向持支持鼓励之态度。学校当局发文称：“凡本校学生有到国防机关服务者，得请求保留学籍”。据统计这一时期共有295名从军学生提出申请保留学籍，投身到抗战第一线。至于未办手续而直接投身抗战的，已不知其数。比较有名的是清华大学土木系山东籍学生马继孔，和4名山东老乡直接回山东组建了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从此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再未回到校园。直到1950年，马继孔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后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首批从军学子中，来自南开大学的何懋勋，1937年底去鲁西北参战，任游击总司令部参谋，1938年8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第二次从军热潮为1941年前后，由于飞虎队进驻昆明，亟需大批翻译，联大常委会决定以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为主，在译训班受训后，分配到各空军机场。那时期在全国征调了70名译员，联大就占了一半。更有一批联大学生主动报考航校，毕业后驾机同日寇作战。有3名来自联大的空军飞行员牺牲，分别是1943级地质系的戴荣钜、1944级机械系的王文、1944级航空系的吴坚。在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就有这3位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名字。

1942年至1943年间，西南联大掀起第三次从军热潮。时滇缅战场开辟，为配合中国战区盟军的对日作战任务，西南联大征调全部应届毕业男生四百余人从军任翻译，在滇缅战场和各空军基地以及电讯、气象等专业部门里，到处活跃着联大学子的身影。被誉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翻译家之一的许渊冲先生，当年也分配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司令部机要室任翻译官。和穆旦同在杜聿明部服役的物理系1944级的朱谌，在翻越野人山时，将存粮救济了战友，自己却饿死在原始密林中。穆旦外文系的师弟黄维，不幸在渡怒江时溺水身亡。

1944年底，在国民政府发动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中，联大两百多名学子报名从军。他们全部被分配到中国驻印远征军，学习汽车和装甲车驾驶。日本投降后，大部分从军学生回到学校复学。

战争年代，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以及无论是政府和学校号召，还是个人志向，都可能让一个热血青年放下书本，穿上戎装奔赴战场。最令我感慨万千的一名西南联大从军学子是1947级外文系的缪弘，他和穆旦一样，也是当年联大一名活跃的青年诗人，1945年他在译训班受训后，被分配到一支中美混编的空降部队深入到敌后作战。这一年七月，离抗战胜利仅差一个多月的时间，缪弘所在部队奉命收复一座机场。本来作为译员，他不用冲在第一线，但在攻击一座山头时，和他同组的美国兵已退到山下，缪弘却和其他中国士兵一同冲锋陷阵，不幸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年仅18岁。